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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州市合寨村调查记事

2010-11-29 16:20:19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编辑:杨茜  阅读数:  网友评论:
  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发源地、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诞生地。合寨村对村民自治的分析框架与理论体系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对我国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演进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吃饭中途,隔壁房间突然响起一群青年男女响亮的山歌声,向在座干部问询才知这是本地风俗。除了为外人所熟知的田野间的山歌声外,此地城镇居民也有唱山歌的习惯,一边喝酒一边唱,可以活跃气氛。午饭罢,来不及休息就直奔合寨村。途经屏南乡政府和集市,乡政府大院有一排四层楼的房子以及几栋职工宿舍,大门过道墙壁上是政务公开信息栏,市民政局干部解释说这些建筑很旧了,准备最近一两年再重新盖一栋新大楼。乡政府大院外就是集市,三天一集,市场还是比较繁荣,以猪肉为例,逢集乡上就要杀好几头猪,很快就卖光了。今天正好逢集,街市上人声鼎沸,来来往往极为热闹,学校还没开学,经常看到一家老小都来赶集,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叫卖着。集市与村庄之间都有私人小货车运送着赶集人,据说这些车辆很多也是农村中的富有者私人购买的,维系着乡村与城镇之间的商品交换。
  
  离开熙熙攘攘的集市,又走了近40分钟的山路才来到合寨村委会大院。虽说地处偏远的山区,村委会办公楼却建造的很气派,一排崭新的两层楼房,院子也很宽敞,差不多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院内都铺上了水泥,院墙粉刷一新。墙壁的一侧有一长排顺口溜很有意思,顺口溜共有十二栏,每栏三首,总共三十六首。这些文字将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与村庄公共职能、村民的义务以及地方文化有机联系起来,从而通过这种村民们喜闻乐见的地方语言使普适的、正统的国家意志顺利地实现地方化、通俗化。对于国家来说,它可以使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迅速而有效地获得地方性意义,并取得最基层群众的认同。对于村民们来说,这种正式文本的替代物嵌入农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获得形象而生动的理解的同时又使村庄生活具有国家化的存在方式与体现形式。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些文字所隐含的深层意义,没有将全文抄录下来,仅摘抄了其中的两段,是为“三个代表三根弦,三根琴弦紧相连,干部群众齐弹唱,美好音符洒人间。”“三姐故乡风情多,连情会友唱山歌,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宜州三姐传。”
  
  村委会换届选举8月15日刚进行完,宣传栏里只挂上了主任韦向生和委员韦以明的个人资料,其它成员的资料可能是没有收集全还空着。或许村庄背负着“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发源地的特殊符号,楼道口的厅房墙壁上特别悬挂了历届村委会成员的个人资料与工作情况,村支部办公室墙壁上也展示了历届村支部成员的个人资料与工作情况,这些在其它村庄是很难看到的。在大厅旁边有一个陈列室,陈列柜里和墙壁上摆满了村庄的历史资料、照片、历史人物,获奖证书,各级领导人到村里的讲话与照片,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关于第一个村委会诞生的历史资料、新闻报道和研究论文。可见,获取某种称号(也包括典型)的实体(个人、群体、组织等)不仅仅意味着外在实体对其价值与功能的确认,这种确认反过来也会对这一实体产生进一步的强化与反射作用,从而使其原有的特质产生路径依赖的效应。
  
  现任村委会主任韦向生介绍了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情况和村庄近几年的发展状况。他说,这届村委会副主任是女的,主任和委员是男的,原来女的只有当委员的,这次当了副主任,她也是村民们推选出来的。这次选举是民主选举,首先是选民登记,再选举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然后推荐候选人,推选出12个候选人和3个候补候选人,最后是正式的选举。从宣传、发动到提名再到选举总共是一个月时间,也就是从7月1日到8月1日,7月30日是选举日。选举使用了投票箱,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中心会场,一是流动投票箱,最后基本上都搞流动票箱,三个人负责一个流动票箱,共15个投票箱。广播以后,群众能够来的就来中心会场投票,三个小时后不来我们就带着投票箱到村里去投票。我们上任之后正在制定三年的任期目标,争取把经济发展上去,把村里的基础设施也搞一搞。
  
  韦主任说到,现全村人口4200多人,2004年进城打工的有750人。当前村民最需要、反映最强烈的是村庄的基础设施问题,尤其是部分比较差的路面需要扩宽、铺平,总共有1.5公里到2.5公里,如果铺上标准的水泥路每公里需要10万元,他们在自筹的同时也想争取一点外面的支持。在谈到村民自治这一新的机制建立前后村庄的变化时,韦主任深有感触的说,搞村民自治之前,没有电,没有路,社会治安很不好,偷盗现象很严重,赌博也很猖獗,群众怨声载道,村委会没有名分也管不了。比如说村民们放牛、放马也不能放很远,晚上回来之后也不敢栓在外面,只能跟人在一起,人畜都生活在一起。1980年实行村民自治之后,这些问题有很大的改善,村民们都开始讨论制定了村规民约,村里面貌焕然一新。而且,村民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1992年全村全部用上了电灯,村庄道路经过重新修整,路更好走了,1999年每个自然村都蹬上了自行车。村委会办公楼也有很大的改善,村民们也经常到村委会大院里来,这里也是村子的中心了。在参观村两委办公楼时,发现老年人活动中心除了几张桌子、凳子和一副很陈旧的象棋盘之外,屋子里空荡荡的。韦主任这时就不好意思的说,由于村里集体资产有限,经费紧张,所以就没有添加什么设备。现在最缺的就是一台有线电视,电视可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村里老人也没有什么其它的休闲娱乐项目。
  
  从历届村两委班子成员名单看出,除了一两位村干部是其它姓氏绝大多数是韦姓和蒙姓。可以推测,村庄以韦姓和蒙姓两大姓为主,而后来与村民交谈得知果地自然村绝大多数都姓蒙。由于时间有限,对村庄宗族组织、活动及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情况也不可能进行深入考察,不知这里的状况与学界关于宗族问题的研究能否达成某种回应。
  
  下午4:10我们又来到“迄今发现的全国第一个有正式记录为依据的村委会”所在地,即现合寨村所辖的果作自然村(当地称之为屯)。由于之前村干部已经给村民们打过招呼,今天需要拍摄一个追忆与再现当年建立第一个村委会组织的过程的场景,所以我们到达村里的时候村民们都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从年龄构成来观察,村民主要有两类群体,一是中老年人,二是小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93861”部队。旁边有几个青年人站在远远的地方观望。前面村委会韦主任已经谈到,2004年进城打工的有750人,后来与一位村民的交谈也了解到,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去了,一般是到沿海地区,平时很少回来,一年中过年时回家的多。这一点与今天到场群体的年龄层次相互印证。看来,全国性的城乡人口流动大潮也波及到了合寨村,村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一如1980年2月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一样,大家响应几位召集人的号召都聚集在村中一棵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讨论寻求村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不过,与二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大樟树旁多了一个全国第一个村委会纪念碑,村民也享受了村民自治这一伟大创造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当年组建第一个村委会的当事人今天也来到了这里,为我们再次展现了这一新型组织形式的构建过程。原果作屯主任韦焕能首先说明了召开全村大会的意图,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后又商议了村干部的选任方式与具体程序。韦主任不是即时性的讲话而是根据保存了20多年的发言记录念读的,显得比较正式,一字一句的念,可能是有点紧张,念得不够连贯,还经常出现一些时间和词眼的错误,这时村民就笑着帮他纠正,看来大家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由于韦焕能基本上都是在念历史记录,所以又要原果作屯副主任韦友全与群众进行对话,制造一种双向互动的氛围。虽说时隔20多年,当年的发动者、参与者都已经上了年纪,年轻人都已人到中年,中年人迈向老年,不过大家的热情依然不减,聚精会神地听主持人的演讲。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一位中年妇女(41岁)走过来与我交谈起来,她也许见过一些世面,普通话讲得不错,对外界事务也知晓不少,对村庄公共事务很关心,对村庄发展也有一些切合实际而又独到的见解。她说,家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到广东白色打工去了,女孩在宜州市学电脑,孩子们平时回来的比较少;孩子在外边比在家要强,他们也不愿意回来种地;这个地方就是太偏,你听年纪大一点的讲话你就听不懂,大家没有读什么书,也很少出远门;村里的大学生只有几个,有一个在湖北读书,明年就毕业了,80年代一个都没有,我的小孩没有读大学,我们年纪大了供不起;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打工去了,一般是到广东或者湛江。她告诉我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但是从她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谈吐来看至少有小学文化程度,她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水平可能表明还不止于此。家里有一台电脑,不过不知道怎么用,想请我什么时候教她学电脑。在其后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多次交谈,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在村子里从事调研工作,她肯定是一位很好的调查对象。
  
  山歌是本地的一大风俗,也是村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本地人唱歌与内地人不太一样,不是刻意而为之,可以说是随兴致和心情而发,比较随意,比较自然。这也许是此地民风淳朴的又一例证。我们邀请村民们现场唱几首山歌,大家经过短暂的商议决定唱几首送给我们这些外地的亲人的山歌。看得出来,村民们是发出内心地把我们当作亲人,不然不可能唱出这样有感情的歌曲,不仅中年妇女唱,来年妇人也唱,就连男人们也跟着唱起来了。这种迥然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性情)作为地域文化的一项因子是否对村民们的关系模式、关联方式甚或干群关系、村庄治理也同样具有某种“内在”的影响,可能是需要作出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这些集体性活动进行完,我们又来到一农户家中。这是村中比较富裕的一户,装修较为考究的两层小楼平地而起,每层三间房,一楼堂屋摆放有沙发、29英寸彩电、电子钟,由于建起来时间还不长,二楼还没有装修。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是简单了解了一下农户家中的基本情况,在以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该深入了解这一农户经济收入情况,建造房屋的花费及其资金来源,建造如此“豪华”的楼房的原因,这类楼房在村中的比例,其它村民对其致富方式的看法等等。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幢漂亮的楼房前面却有一间石墙灰瓦房和一间灰瓦顶的厅房,这样就在楼房前面形成了一个场院,场院里放着鸡笼和杂物。这种房屋格局和空间布置在临近的几家中也有显现,我们也许可以推测的是农户居住格局、空间安排与经济结构(尤其是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和农业生产在家庭产业结构中的权重)应该还是有极大的关联度的。即使在农民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以及与外界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他们与土地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会保持或多或少的勾连。
  
  自然村坐落在一座山坡上,山涧之间是农田,农田中间有一条3米来宽的小水沟穿行其间,水沟上有一座有些年代的石桥。这应该也可以作为村中自然景观的代表之一了。由于前一段时间刚下过雨,水流还比较急,水量也比较大,已经快到达了岸边。不过此地的山都是岩石结构,不是土质的,所以山水很清澈,水底也就不会泥土淤积其中。
  
  本文仅仅只是个人在两天的短短时间里对村庄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尽管文中多处提出了一些判断和推测,但是这些判断和推测在没有经过更深入系统的考察之前只能停留在假设状态。这些假设很可能存在着漏洞,是错误的甚至是很可笑的,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外来者对本地社会的一种观察,而这些观察受制于地区文化差异,农村非均衡状态以及观察者个人的生活经验、知识状况和价值判断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可能是任何一个从事实地工作的研究者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时刻保持一种“自觉”意识。
  
  这时天也慢慢黑下来了,从农户家中走出来我们很吃惊的发现,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门两旁等着我们,看大家的神情应该是等候多时了。一看到我们出来,大家马上就迎了上去,与我们道别留念。据我推测,村民们可能也不完全是自发的,但即使是在村干部的召集下才来到这里的,但来的人这么多,而且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尤其是从大家的表情和态度来判断自愿程度和自主性还是很强的。这一点一方面反映了村庄某种程度上的封闭落后性,对外来支持力量的亲和与渴求,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村庄和村庄精英组织资源的丰富程度、保存状况和动员能力的强弱,村民集体意识和人际距离甚或自组织能力各方面的现状。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究的。在我们上车离去之际,村民们自发的唱起了山歌,又是那首送给亲人的山歌,看得出来大家绝对不是敷衍的,而是出自内心的唱给我们的。对于我来说,这些画面以前只有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矫饰做作的痕迹)里才能观看到。这次的亲身体验在使我深深感动的同时也再次催促我从事农村研究的紧迫性和自信心。车子离开村庄很远了,但是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去村庄的人员中多了两位,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是宜州市电视台的,一男一女。男的,被称为“导拍”,留着山羊胡子,很活跃,也很幽默,思考问题起来思维也很敏捷,从他的谈吐来判断,他应该是经常下乡采访的,对当前农村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描述也能谈到点子上去。他提出,现在国家也不向农民收农业税了,村干部也就不用再协助政府收税了,那么农村以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村委会、村支部和村干部以后的工作方向又会向哪里转移呢?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也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说当前村庄外围环境和内在现状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村委会的两项最重要的任务——收取农业税和计划生育(俗称“要钱要命”)在当前农业税减免和农民生育观念转变、子女抚养成本尤其是受教育成本大大提高的新形势下也大大的减轻了,这些就给我们一个印象,村领导班子和村干部无事可干了,那么村一级机构是不是也可以撤消了。我提出,对这种观点我是持否定看法,这些变化恰好为村民自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村级组织就有可能逐步向群众性自治组织回归,真正落实《村组法》中对村委会性质和职责的法律规定。虽说村民自治开展了20多年,但是村民自治的精神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各地区的差异也很大,村委会的实际运行状况与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些距离,村委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可能要强于村庄利益的代言人,其职责主要在于管理而不是公共服务,因此当前税费改革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就有可能逐渐从管理者的角色和行政管理的职能转向公共服务的职能,强化为村民和村庄共同体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附记:通过自己的实地观察和见识,引起了一些思考,产生了一些感受和想法,甚至还有些推测和判断。但是,正如文中已经指出的,这些推测和判断是很初步的,抑或是很武断的。然而,这种记述也许是有必要的,有价值的,尤其是从事实证研究和基层调研来说,这种零散的、琐碎的小事和见闻的积累对我们从中理论资源的获取应该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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